台灣教育的未來——「無條件學校」的一種提法
祝賀「台北市家長協會」成立十週年感言
余安邦
當這個世界混亂，其實正是「你跟我」的混亂，因為這個世界是由「你跟我」組成的。
二十一世紀人類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面對世界各個區域之內（或之間）的文化誤識、宗教衝突、種族對立、階級鬥爭、貧富差距、身心疾病，以及環境破壞等等危機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其中，尤其關鍵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生物）之間的關係危機。
做為一位讀書人，對於人類面臨關係危機的關鍵時刻，總會寄望教育，尤其更加期待學校教育能夠發揮正面而積極的作用。弔詭的是，學校一方面是導致目前世界危機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可提供化解危機處方的場所。因而，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的重要任務與使命之一，是如何協助與引導我們的孩子學習處理各種關係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當經濟及教育的世界化或全球化橫掃地球各個角落的時候，人類既無法也千萬不要再用昨天的觀念和前天的制度去管理明天的世界了。而在世界各個社會文化相互依賴性如此之高的處境下，學校教育更是面臨高度的挑戰。目前學校與國家、社會的契約已經過時，從而應該有某種新意的理解與契約的更新。換言之，過往學校與國家、社會之間潛隱的社會契約，比如學校是專業知識之建立與傳播的根本之所，學校應該維持絕對的自由與獨立等等，如今都已面臨巨大的挑戰與嚴重的質疑。
顯然地，近十多年來隨著國內大學自由化的不可逆性，大學生出路的性質也已經改變，且整個社會似乎也越來越不信任學校了。一般人，尤其是高科技產業與跨國服務業對大學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方式越來越懷疑，不少國際企業集團甚至自認為可以（打算）取代大學的地位與功能。與此同時，各種企業集團對知識的需求越來越大，知識的商品化危機隨之高漲。學校，尤其是大學的地位更是每況愈下，學校教師已非知識的獨占者與供給者。顯而易見地，在可見的未來，學校的新角色是知識網絡的協調者；學校將勢必從知識的殿堂轉變為知識的協調者，而後者在我看來是更高貴的。
因而，未來學校與國家、社會之間應重新訂定某種新的契約關係，這新的社會契約應該建立在「關係倫理」的基礎上。「關係倫理」的提法，意味著當學校要求國家、社會的支持時，必須以「學校對解決社會面臨的挑戰做出貢獻」為條件。進一步來說，在世界化或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整個社會（甚至全人類）各階層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不斷增長，各階層如何管理人類共同的未來，並有效釐清與認可相互間的責任問題，以及彼此的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問題，已成為人類社會責無旁貸的任務與使命。
所以，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學校的責任之一乃在於培養未來的世界公民。當然，這裡指的不是進行表面而膚淺的「公民教育」，而是「讓每個人做好盡責的準備」。現在的問題已非年輕人如何適應未來社會的問題，而是年輕人怎樣處理各種「關係倫理」，並進行必要變革的能力問題，尤其是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建立地方關係的能力。未來的年輕人勢必要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共同迎接全球性與在地性之公共事務的挑戰。要言之，學校與社會的新契約關係，包含當地學校教師與世界各地其他教師之共同責任的全球契約，以及學校教師與地方其他社群之合作關係的區域契約。學校教師做為知識分子，在時時反身探問自己如何安身立命的同時，是否該當認真思考每一代人的責任是什麼，以及如何培養學生人道精神、進入世界和創造世界的能力。
因此，當我們思考學校的責任與使命這個問題時，伊曼努埃‧康德（Immanuel Kant）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的錚言於是顯得特別有力與震撼。康德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 aude！（拉丁文，「敢於思想」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陳力川，2006：18）。
所以，「啟蒙運動」是一個人類不斷脫離不成熟狀態的過程，而台灣教育的未來（或者說台灣的未來）其實早就需要「啟蒙運動」的灌頂加持。誠如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另篇《什麼是啟蒙？》文章中的提醒：「我們必須把啟蒙看成是影響到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政治及社會生存狀態的一種歷史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既把啟蒙理解為一個人類集體參與的過程，又將其視作一項勇氣鼓召之下由個人完成的行為。」（陳力川，2006：18-19）
然而，「能力不是被給與的，而是被創造的。」正如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所說：「當人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能力就產生了。當人們分散的時候，能力就消失了。」社會變革或者教育改造，不能依賴（或光靠）法令來實現，變革或改造不只是個人性行動，而是一個社會集體過程。在此集體過程中，學生的參與很重要，社區家長更是不能置之度外、刻意缺席。
伊格爾．莫蘭（Edgar Morin，1921-）曾言：「要想自由思考，必須在邊緣思考。」雅克．德里達（Jacque Derrida）也曾說：「現代大學應當是無條件的自由。」同樣地，「現代學校也應當是無條件的自由。」學校的無條件性，意味著教育不為國家、政黨、企業、族群、宗教，或任何意識型態服務，學校只為真理服務，這也就是「無條件學校」的本義。「無條件學校」必須具備永恆的批判精神，要敢於要求無條件地獨立、無條件地自治的權利。學校要向國家、社會理直氣壯地要求得到「不可能完全得到」的東西。
值此「台北市家長協會」成立十週年的平凡時刻，往後能否有幾番不平凡的作為與事業，則有待全體參與夥伴都能置個人好惡、立場於度外，無私奉獻，盡釋前嫌，攜手奮進，共同努力。而做為創會會員之一，我始終是這條船上的一份子。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家長協會 監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註：本文若干觀點與想法，實參考並引用皮埃爾．卡藍默：〈21世紀的大學〉，陳力川：〈歐洲的大學沿革——兼論大學的使命〉，以及高宣揚：〈莫蘭教育思想簡論〉三文，特此說明，不敢掠美。這三篇文章皆刊載於《跨文化對話》，19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又，本文內容承蒙楊麗玲小姐加以潤飾修改，特此致謝）